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隋唐大运河湮塞年代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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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安徽淮北柳孜考古发掘,曾出土许多金代烈山窑瓷器。8#探方所出一号灰坑中的磁州彭城窑“仁和馆”款四系瓶,系元代作品。继安徽淮北的柳孜考古发掘之后,宿州市于2006年,与省考古研究所共同抢救性发掘了两处大运河故道。笔者多次亲临现场,观看了地层剖面,及发掘出的遗存。宿州市城区该两处考古现场,出土的大运河瓷,有相当数量的南宋及元代龙泉青瓷,以及大量的金、元代磁州窑系、钧窑系作品。也就是说,以上田野考古已揭示出金、元时期,隋唐大运河在“衰败期”的运行轨迹。那么,我们怎么从典籍中进一步考证呢?
  
  关于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东段的湮塞,以往有两种版本。一是建炎二年(1128年),杜充为阻金兵南下,决黄河泛滥说。这也是流传最广的说法,这种说法引证了“宋金对峙,宋室南迁,漕运断绝”,和楼钥《北行日录》的史料。以为,运河被宋王朝废弃后,自然逐渐湮塞。持这一观点的人,有的是想当然,有的是人云亦云,都没有对衰败期的历史,进行认真的考证,只考《河渠志》,而忽略了《食货志》、人物传记;只考正史,而忽略了地方志。同时,他们把运河的功能,绝对局限于漕运功能。认为漕运断绝,运河即废,废即湮塞。殊不知,塞而复通,本不是难事。通济渠至宋,已成地上悬渠,决堤放水乃尽,即可“车马皆由其中”;修堤堵漏,开启洛阳的梁公堰注水,即可复航。
  
  二是金章宗明昌五年(1194年),黄河于河南阳武决口,“夺泗入淮,夺淮入海”说。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:阳武(今原阳县)决口,夺泗入淮后,直接打通了黄河与淮河的通道,故称该时期以后,为“河运同槽”。即泄洪排涝,与水运同走一条水路。这种观点,比前一种观点有进步,承认了除漕“运”外,还有东、西水“运”,仍在使用隋唐大运河。但他们忽略了“河运分槽”乃是开凿通济渠的初衷;也是元、明时,屡次改造山阳渎、刊沟,千方百计地让“大运河”避开黄河水险时所采取的措施。
  
  黄河水,善淤、善决、善徙;泥沙大,洪枯比大;来则决,去则淤,是难驭的烈马。在有汴渠可以分流,可以航运的希翼下,聪慧的先人,是绝对不会放弃“河运分槽”,而想当然地选用“河运同槽”之险途。金元时期的隋唐大运河,虽河道涩浅,但与当时漕运终止后,仅商旅使用,运量相对较小,又可避“河险”,安全系数高,是相适应的。
  
  以上两种版本,我认为均失之偏颇。因此,我倾向于应有第三种版本:那就是元泰定二年(公元1325年)黄河大改道,导致通济渠改走“北线”说。这一观点的论据,见于《宿州志》“元泰定初,通济渠改由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,而泗州汴口遂废,汴水湮塞、甬桥亦废。”
  
  进入元朝,黄河水患更加肆虐,据《元史纪事本末》载:1288年至1325年间,黄河较大的决口和漫溢多达八次,1325年开封漫溢,七月阳武决口。《元史·河渠志二·黄河》中,亦有较多记载。
  
  邹逸麟先生《元代河患与贾鲁治河》一文分析:元泰定年间(1324—1328年),黄河水患发生变化,特点是由原来的决南岸,河南徙;改为决北岸,河北徙。结合《宿州志》的记载,我认为:由于黄河北徙,“夺泗入淮”时所走的泗水(开封经徐州至清口段),在元泰定之后(1325年),已成黄河“故道”,加之汴渠“南线”淤淀年久,可能出现较多浅涩河段,没有由汴入泗达淮的“北线”水量充沛,行船稍易。于是“北线”自然接替了“南线”,成了通济渠的新水道,这就是《宿州志》中所记的:“元泰定初,通济渠改由徐州,合泗水至清口入淮,而泗州汴口遂废,汴水湮塞、甬桥亦废。”
  
  其实,隋唐大运河是人类顺应自然规律,改造自然的一个过程,在尝试了鸿沟、刊沟、灵渠、漕渠等人工运河以后,又经历了秦、两汉、魏、晋的经济发展与积累,隋炀帝顺应自然规律,依据我国地理的自然走向,利用丰沛的黄河水源,开凿了东西大运河,用最短的时间,最少的资金投入,开辟了最短的运河路线,应是大运河的集大成者。隋唐大运河,经历了发展期、鼎盛期,在运行了500年后,由于国家的政治中心转移,漕运功能丧失,遂被朝廷废弃,但由于东、西交流,商贸、旅通、军事等用途所需,隋唐大运河在失去朝廷财力支撑的情况下,又走过了两百多年的衰败期,最后,由于黄河下游的北徙,东、西交流的重担,自然转让给了通济渠北线的黄河故道。
  
  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,是在自然中成长的,大运河失去了漕运功能,也就失去了政治意义,失去财政支持,它是否衰亡和淘汰,便只有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法规中沉浮,并被新陈代谢。这就是隋唐大运河的前半生,是通济渠七百多年的历史,也是中国“大运河”史的前半部。
  
  汴渠的东、西交流功能北徙后,作为人工运河的“通济渠”便寿终正寝了。尽管由于通济渠是由天然河道改造而成,全段湮塞后,还有局部的区域性通航,如《泗虹合志》中记载:灵璧以下,在清康熙年间,逢水涨时依然舟楫可通。但支离破碎的肢体,已不附“大运河”之名,又皈依到“天然河道”之中了。
  
  阅尽《宋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元史》中的《河渠志》诸卷后,我深感:若要想弄清汴渠的历史,就必须弄清黄河的历史。因为汴渠连接了黄河与淮河后,将我国东部的水系作了彻底的大改组,它是一次历时七百年的“北水南调”工程!它导致了我国北方的沙漠化和气候恶化!将黄河与汴渠的史籍梳理成纲,大致可以归纳为:
  
  (1)在黄河下游,由黄河泛滥、淤淀形成的广袤的冲击平原上,自从隋炀帝开掘大运河以后,汴渠分流了黄河下游的水量,改变了黄河北入渤海的原有架构,汴渠,实际上成了黄河南入东海的正流,以至于淤出了一个洪泽湖。汴渠在隋唐时是受黄河三分之水,至宋,漕运之量已三倍于唐末,为保漕运,枯水期的全部、丰水期的大部分黄河之水,被引入汴渠航运,因此说,黄河之水主流,是南归东海的。除洪水期外,北去山东、河北的黄河下游,因水量减少,流速放缓,而淤淀加剧,河床渐渐升高,加之祖国大陆北高南低的自然走向,黄河之水南入淮河、入东海,落差大,流速快,渐成主流、正流。
  
  (2)入宋以后,黄河从稳定期开始渐入波动期,洪枯比加剧。由于唐以来,较重视南岸堤防加固,入宋以后,洛阳至开封段的北岸,便频频决口、漫溢,为遏制黄泛,加速泄黄,减缓下游的洪水压力,宋时在汴渠实施“木岸狭河”措施,以提高流速,通过激流冲河,减少疏浚用工,提高汴渠的泄洪能力,同时也可改善大运河的航运能力。
  
  (3)北宋末、金初,宋金拉锯战期间,金人任黄水南犯,浸漫南宋领土,南岸堤防频溃。南北对峙,以淮河为界后,金朝在黄河屡屡夺泗入淮、夺濉入淮、夺涡入淮、夺颖入淮中。再次加强了黄河南岸堤患的修固,当黄河的南溃,由最低处的夺泗发展到黄河冲击平原南岸的最高处,“夺颖入淮”后,南岸的堤防便全面加固。于是,1194年洪水期,再次出现夺泗入淮。黄河的决口,仍回到了开封之东,黄河转而向北的拐点上(最低处)。此后汴渠与泗水两河,共同担纲黄河入淮、入东海的泄洪重任,长达一百多年。
  
  (4)黄河自内蒙古包头南下,到潼关折而东行,沿途群山挟持、无泛滥漫溢之虞,至洛阳以东地势平缓,黄水浅慢、决溢较多,到开封东再折而东北趋于渤海。元泰定年间(公元1324—1328年),黄河的历史发生了大转折,黄河的洛阳至开封段,1325年7月阳武(今原阳县)决口,1335年封丘决口,1344年曹州白茅堤、金堤全线溃决……由于宋、金时期南岸的逐年加固,苦撑了一百多年的北岸,开始又一次全线崩溃,黄河下游北徙。元泰定年间的北岸全线崩溃,导致了荥阳久未清淤的汴口无法调水通航。自开通济渠后,形成的南归东海的黄河之水,又改回北趋渤海,周而复始的历史,完成了一个轮回。
  
  (5)从隋至元泰定的七百年间,无论出现夺泗、夺濉,还是夺涡、夺颍的入淮情况,汴渠都是黄河入淮的正流。所谓的“夺”,仅仅是汴渠泄洪不及,黄河漫溢、决口后,再另辟一条泄洪通道而已;或者是,为保汴渠运道的河堤不致溃决,节制荥阳的梁公堰,减少洪水入汴的流量。历史上记载的“夺”,应是共流,切不能误认为是开辟新道后,正流便不通了。黄河北趋渤海的下游、汴渠南入东海的正流依然在通。
  
  (6)但元泰定年间,黄河南入东海之水改北趋渤海后,向南入淮的汴渠,由于淤淀已久,加之漕运功能丧失后,久被朝廷废弃,疏浚欠账过多,河道浅慢艰涩,经历了近两百年的衰败期,河道已渐淤平,而刚刚因黄河北徙,成为黄河故道的古汴、泗(北线)河道,则比汴渠(南线)淤淀少、水量多,又不再是黄河泄洪通道了(可避河险),成了东西交往的商旅舟楫,首选航线。
  
  七百年不堪重负的汴渠被淘汰出局了,汴泗取代了汴渠,遂成通济渠的“北线”。北线由淮阴入山阳渎运河,连接东、西。泗州入淮口遂废,南线被湮塞夷平,成了现今的地下古运河。
  
  确切地说,隋唐大运河之通济渠,荥阳至泗州段(汴河南线)是在公元1325年后,元泰定年间,最终湮塞的。它湮塞的根本原因,是黄河之水北归渤海,黄河北徙,祖国东部的水系归宿原始。
  
  通济渠通水、通航的时间界定后,“大运河瓷”的年代特征,也就可以对号入座了;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辽、金、西夏、元代的作品,可以认祖归宗了。“大运河瓷”始于605年,终于1325年,大约720年,“八朝荟萃”名副其实。时间界定后,也就等于排比出重要的规律,为运河瓷的研究,截取了科学的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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