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运河、长城，作为人类的奇迹，在现时的中国，应该说风骚各具。长城，早已失去其御敌的功能，却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；大运河，虽无殊荣，却轰轰烈烈地创造着辉煌的效益。
　　
　　我登过长城，敬畏长城，对大运河也是独具钟情。儿时，瓜棚月下，老人们讲的许多有关运河的故事常常让我入迷。有这样—段至今记忆犹新：隋炀帝开了大运河，河里无水，怎么办？隋炀帝便让老百姓在河床里铺上一层穄子，由裸男裸女拉纤，女在前，男在后，穄子很滑，男女常常失足迭在一起，此时，隋炀帝就会开怀大笑。
　　
　　和运河有缘，我在部队服役17年，有14个年头是在现在的京杭大运河边度过的。我们的营房一开始在江苏省的宿迁县，然后泗阳县，而大运河恰恰从这两个县城穿过。在泗阳，我们营房就在大运河上。直到八十年代初，军营里喝的仍是运河水。傍晚时分在运河边散步，看晚霞，看落日，看船队，看鱼跃，有时学着古人发些幽情，乃是军旅生活的一大享受。
　　
　　转业到淮北，便有人告诉我，泗永公路之下便是隋炀帝开的大运河，我当即予以否定，欺我不知运河？对方也斩钉截铁：一点也没错。从那时起，我便留意史书上有关运河的记载，不久，我便明白，其实自己并不了解大运河。我生活过的京杭大运河并非全为隋炀帝所开，是后代人陆续完成的。隋炀帝首开的大运河是指从洛阳到淮河的这—段。对于这段运河，史书上有两种说法，—说是从洛阳引谷水、洛水入黄河，再从黄河入汴水、入泗水、入淮河。第二种说法是直接由汴河经商丘东南入淮河。所以，我对泗永公路之下的运河的说法仍持怀疑态度。80年代中期，轰动全国的电视专题片《话说运河》讲的仍是现时的京杭大运河。
　　
　　1999年5月份，由于泗永公路改造，我市濉溪县柳孜集有了重大发现。经专家认定，柳孜集地下埋藏着中国考古史上少有的大批唐代沉船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沉船上面，尚有一座长36米，垂直高度达5.5米的大型宋代码头。同时出土的还有几百件隋、唐、宋各名窑的瓷器。《中国文物报》以头版头条的位置，大篇幅地进行了报道。
　　
　　至此，史书有争议的隋运河河道便划了句号。真正的由隋炀帝首开的大运河，便是指从商丘东南，经永城、濉溪、宿州、灵璧入淮河的这—段，邗江以南的那一段，实为越王勾践所开，隋炀帝只不过略加疏通一下罢了。隋炀帝三下江都（扬州），均走的这条水道。当时这条水道名通济渠，后人也有叫汴水的，淮北人现时则把这段叫隋堤，大运河，是后人们的习惯叫法。
　　
　　柳孜集码头遗址的发现，在全国考古界引起了轰动，同时也给淮北带来了惊喜和骄傲。他带给淮北的效应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显露出来。前不久，我来到柳孜码头遗址旁，不仅感悟到了沧海桑田的不可抗拒，更有一种沉甸甸的文化积淀让人喘不过气来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大运河都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不朽的交响。从哪块素材选题，都可自成一篇上乘佳作。
　　
　　一段《苏三起解》，让山西的洪洞县扎根国人，范仲淹一篇《岳阳楼记》，几乎使岳阳楼成为神楼，其貌不扬的醉翁亭也被欧阳修的一篇游记名噪今日。而大运河，尽管历史上也有不少墨客骚人吟诗作赋，其中不少像白居易这样的大家，但除了隋炀帝有关运河的故事有些尚在流传外，其余的都如运河一样平平了。如果说长城还引了个孟姜女为其增色，而大运河几乎全靠其自身的影响了。
　　
　　历史是最爱开玩笑的。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意插柳柳成荫。秦始皇修长城，当初绝不会想到影响到现在，曹雪芹含辛茹苦十年作《红楼梦》，也不会想到其作品会成为国宝。而隋炀帝更不会想到，他开凿的大运河会成为人类的奇迹。现代史书评价隋炀帝开运河的目的，大都强调他是为了巩固政权，促进南北交流以及战争需要等，我认为，这多少有点高抬了隋炀帝。尽管大运河本身的价值客观地体现了这些方面，但绝非隋炀帝的本意。如朱元璋披上龙袍之后坦言：“本想趁火打劫，谁想弄假成真。”
　　
　　隋朝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又大起大落的王朝。开国皇帝杨坚篡周灭陈之后，结束中国长达200余年的南北分裂局面。上台之后，由于他政策得体，很快便出现了“开皇之治”的盛世。他的悲剧，也是随时随地不可原谅的错误就是选错了接班人。本来杨坚是立长子杨勇为太子的，杨勇上台之后效果如何，不好推论，但他情性宽厚，直率热情，不好做作。就这么一个人却被杨坚废了，立了杨广为太子，也就是隋炀帝。据史书记载，杨广少时敏慧好学，善于伪装，也能舞文弄墨，甚至作些曲子，在加上灭陈中有战功，所以蒙敝了不少人。但骨子里却阴险狡诈，心胸狭窄，骄奢淫侈，以至上台之后，很快便原形毕露。
　　
　　隋炀帝决定开凿大运河的时间为公元605年3月，也就是隋大业元年3月，这时隋炀帝上台仅3个月。至于目的，史书是这样写的，杨广没当皇帝之前，封晋王为江都（现扬州）总管。扬州的风光美女着实让他流连。当了皇帝，各方面都不如以前那样随便了。所以，常面对墙上的扬州一带地图闷闷不乐，肖太后问及原因，他说非常怀念扬州的生活。这时，一些大臣便建议说，为何不开一条河直下扬州呢?这要比陆道便捷得多，于是，隋炀帝一声令下，一百万丁役上阵，大运河开工。由此可见，刚作了3个月的皇帝如果说开运河是其宏图大略，是为了推动南北交流，促进经济发展，那是非常牵强的。而且在下令修大运河的同时，隋炀帝还下令在洛阳修建方圆200里的西苑，让几千名宫女骑马在月下演奏他谱曲的《清夜游曲》。为了粉饰太平，当各蕃部来朝时，他让百戏相迎，仅演奏乐器的人就多达1.8万人。他还让各酒店按待这些人时不许收费，街道两边的树也用红绸裹起来，以至这些蕃部来人也对隋朝这种虚假的、荒唐的做法不可思议。从为人品质上看，杨广也是一个心胸狭窄之徒，他上台不久，便杀了扶植他上台的关键人物杨素。他好诗，诗写得不怎么样，但绝不允许人超过他。文人王胄被杀时，杨广对王胄说：“庭草无人随意绿，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？”文人薛道衡被赐死时，杨广说：“还能‘空梁落燕泥’吗？”
　　
　　所以说，杨广开大运河的真正目的，是满足个人私欲，隋朝兴也快，亡也快。但绝不是因为大运河本身，问题是运河怎么修、如何用。在这一点上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在灭掉隋朝，参观了隋炀帝的宫殿之后，也感叹地说，隋灭不是天意，是人祸。如果说对历史人物既要肯定，又要有否定的话，隋炀帝值得肯定就是修了大运河。后人怎样去批隋炀帝都不过分，但大运河是批不倒的。至于白居易那首颇具影响的运河诗中“二百年来汴河路，沙草如烟朝多蓉。后王何以鉴前王，请看‘隋堤亡国柳’”所表达的思想，我认为，隋堤柳是一种象征，比喻隋朝的腐败，并非单指大运河。
　　
　　开挖隋运河，史书上讲百万民工死亡十之四五，代价惨重，再加上隋末的动乱，所以，当时并未收到多大效益。运河带来的巨大效益，是唐代以后的事。柳孜镇出土的文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就拿柳孜镇来说，唐代这里已经很繁荣了，到了宋代，这里又建起了在当时看来很具有规模的码头，可见，唐宋两代时期的柳孜镇人口众多，商贾如云。据清光绪《宿州志》载：前明柳孜为巨镇，有庙宇99座。濉溪县出土的历代塔碑上也有“大宋保静军临涣县柳孜镇”的字样。在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国历史图集》上也可以看到，唐宋时期淮北市的版图上，只有两个地方名，一个是临涣，一个是柳孜。
　　
　　现在，我市编写的有关资料一般认为，淮北市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汉代之前，晋代之后衰落了。其实，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。尽管我市出土的大量高品位的汉画像中可以证实汉代之前的繁荣。但绝不能说在以后的朝代中淮北是落后的，这次柳孜出土的文物足以证明，唐宋两代，淮北市地区仍属发达地区。淮北的落后，是随着隋运河在淮北的消亡而开始的。宋末元初，流经商丘、砀山、萧县、徐州向东的黄河屡屡泛滥，黄河水漫入运河，久而久之，流经淮北市的这条古运河便不复存在，淮北地区变成了黄泛区，人烟渐渐稀少，以至于明朝从山西洪洞县的大移民，很大—部分进入淮北地区。
　　
　　一枯一荣，一兴一衰，历史规律不可抗拒。古都西安、洛阳、开封等，从发展角度看，同在一百多年、几十年崛起的上海、深圳等城市相比，只能属第三世界。但这些古都，却给我们留下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，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，这也是无价之宝。
　　
　　隋唐大运河在历史上对淮北也是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，她不仅沟通了南北物质的交流，更重要的是沟通南北文化的大交流。她是南北东西文化的交汇点“中转站”、“京派中原文化”有她铺奠的基石，相反中原官方、民间优秀文化也通过这条贯穿南北5000多里的文化大动脉（南到苏杭、北至燕京、西到秦地，东至沿海），向各地广为传播，从柳孜码头发掘的全国20多个瓷窑址的瓷器等更证实了这一点。
　　
　　她历经了400多个春秋，也就有着400多年的历史功能、作用，她废于北宋末年，最后湮灭于元朝，其原因是多种的，但最主要的一条是南宋金人统治淮河以北，元朝蒙人统治全国后，其统治者祖上遗风以游牧为生，根本不懂农耕五谷、河流治理，—句话是另种生存方式、文化理念的不同，以至于使举世闻名的、功绩卓著的隋唐大运河无声无息的湮灭了。这是历史的悲剧，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的S弯路。
　　
　　隋运河柳孜码头的发现，无疑是历史给淮北人民的宝贵奉献。我们应当珍惜它、爱护它、研究它、发掘利用它。我相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柳孜隋运河遗址必将对淮北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